2026年6月，就在特朗普政府同时向印度示好（G7峰会会晤莫迪）与施压（关税301调查、H-1B收紧）之间，一篇来自印度战略界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少见的视角：印度不应只在战术层面应对美国的反复无常，而应从战略层面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结构。哈皮蒙·雅各布（Happymon Jacob）在《印度世界》发表的评论提出一个核心命题——印度的大战略需要「去美国化」。
这不是反美情绪的宣泄，而是一份基于冷静评估的战略建议书。文章拆解了印美战略趋同赖以维系的三个假设，并指出这些假设正在逐一瓦解。
依赖不是选择，是结果
雅各布追溯了印美走近的源起。苏联解体后，印度失去安全保障、濒临破产，被迫开放经济，转向美西方获取投资、技术与市场准入。对美而言，约束印度从一开始就是目标——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，美国立即施加制裁，印证了双边关系的权力不对等。
21世纪中国的崛起改变了这种关系，但不是本质性的改变。美印拉近的真正原因不是价值趋同，而是对中国的共同焦虑。雅各布点出了两个容易被忽视的结构性特征：一是印美关系的发展始终受多重威胁的压力驱动，而非正向的价值吸引；二是它本质上是对第三方焦虑的产物——中国是那个「第三方」，而印度对此的认知远不如美国清醒。
这意味着，当中国不再是美国的头号关注对象，或当美国发现与中国竞争不需要印度时，印度从这种关系中的收益就会急剧萎缩。
正在瓦解的三个假设
雅各布提出，印度与美国全面战略趋同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，而这些假设的根基已经松动。
第一，美国会积极帮助印度成为全球主要强国
美国副国务卿兰道今年3月的表态戳破了这个幻想：「美国不会重蹈对华覆辙——向一个终有一天会超越自己的竞争对手开放市场。」美对华竞争从来不是为了印度利益，印度只是「副产品受益者」。一旦美国的竞争对手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，或者当印度自身的成长触及美国利益的边界，这个「副产品」随时可能被切断。
第二，美印利益与价值观高度趋同
双方在人权、单边主义、治理模式上的分歧始终存在，且从未消弭。印度在国内坚持自己的政治模式，在国际上追求战略自主——但它却在更广阔的战略格局中选择与美国趋同，以美国的视角看待世界。这种分裂的自我认知，是战略美国化的深层代价：印度既无法在价值观层面对美国说不，也无法在利益层面对美国说好。
第三，550万在美侨民是印度的战略资产
这个假设被反复援引，但缺乏实证支持。侨民在顺境时关心母国，在逆境时首先保护自身。如今在美国移民政策大幅收紧的背景下，印度裔侨民自身已成为需要保护的对象，而非维系关系的桥梁。印度政府从未真正成功利用侨民实现战略目标。
雅各布的判断是：印度与美国战略趋同的后果是「自身能力始终不及雄心」——不是因为印度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依赖型关系让印度永远处在跟随者的位置，无法真正把控自身战略节奏。即便印度获得了美国的某些支持，这些支持也带着附加条件和政治信号成本——每一次接受都是一次战略自主的让渡。
去美国化的三层路径
文章最后提出了从战略趋同转向主动平衡的三层路径，其核心逻辑是：印度应在美国做出决定前主动去美国化，而不是被动等待美国态度变化后被迫调整。
第一层，夯实基础能力。 在海军、半导体、能源安全等领域建立真正的自主能力。这些领域此前高度依赖美国技术与投资，不解决这个基础结构问题，任何战略自主都是空谈。
第二层，对美保持务实合作。 去美国化不是断交，而是在利益契合时以真正伙伴的方式交往——这意味着印度需要学会说「不」，不再将美国的每一项要求视为必须接受的条件。
第三层，对华主动平衡。 这不是倒向中国，而是「由印度主动应对中国，而非代表美国对抗中国」——两者有根本区别。前者意味着印度保持自己的议程和节奏，后者意味着印度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。雅各布建议印度与中国建立务实的协作关系，在具体问题上寻找共同利益，而不是全盘接受美国预设的对抗框架。
「关键在于，印度无法独自应对中国。若美视两国关系为交易，那印为何要代表他人挑起争端？印度应与中国建立务实的协作关系，实现现实的平衡——即由印度主动应对中国，而非代表美国或甚至代表自身对抗中国。」
同期的信号共振
这篇文章出现在6月24日并非偶然。同一天的信息流中，多个事件从不同切面呼应了雅各布的判断：
G7峰会刚刚落幕，特朗普与莫迪的会晤被多家媒体形容为「一场没有实质结果的外交仪式」。美方提出的贸易谈判条件接近于单方面让印度让步——要求印度关税低于越南和孟加拉国，同时不承诺协议在未来不加征额外关税。换句话说，印度即便签订了协议，也无法获得政策延续性的保证。
与此同时，特朗普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公开示好仍在继续，打破了印度二十年来试图孤立巴基斯坦军事状态的战略布局。虽然如雅各布指出这并非前所未有，但在印美关系的「蜜月期」出现这种转向，其政治信号效应远大于实质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