药明康德起诉美国防部——中企反击1260H清单的规则内博弈

2026年6月8日，美国国防部依据《国防授权法》第1260H条更新所谓「中国军工企业清单」（CMC清单），将药明康德、阿里巴巴、百度、比亚迪、宇树科技等188个中国实体纳入其中。这份名单的扩张速度和覆盖范围前所未有——从传统军工到生物科技、从互联网平台到新能源汽车，几乎涵盖了所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产业门类。

然而这一次，对方的反应模式发生了质变。药明康德率先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正式起诉美国国防部，直指CMC认定「无事实依据、无法律标准支撑」。比亚迪、阿里巴巴、百度紧随其后，集体声明将诉诸一切可行法律手段。

为什么这次不一样

CMC清单自推出以来，被纳入的中国实体超过800家，此前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法律反击。变化发生在三个层面：

第一，举证责任倒置。 美国国防部的CMC认定程序缺乏透明标准——不需要公开证据、不需要行政听证、不需要事实支撑。药明康德的诉讼直接挑战了这一程序正当性的缺失。一旦法院受理并进入实质审理，国防部将被要求公开其列入清单的依据和标准。

第二，诉讼性质的升级。 这不是行政申诉或外交抗议，而是联邦法院诉讼。意味着五角大楼将被迫在司法程序中答辩，接受陪审团对证据的质询。张捷指出：「美国政府每次被诉讼，都需要回应陪审团的质问，这可能会促使他们在作决定时不那么肆意妄为。」

第三，节奏的质变。 从「被迫接受」到「主动反击」，标志着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：在规则体系中反抗，比在规则体系外抗议更有效。

司法独立性的缝隙

张捷的深度分析触及了一个核心悖论：在最热衷于「泛安全化」的国家，其司法体系恰恰可能是纠正这一偏差的最有效工具。

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单方面加征的全球关税违宪无效，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。对美国而言，「这一结果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十分意外，但对美国而言并不出人意料，因为其司法体系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。」

这意味着：当行政部门的名单操作过度偏离法治底线时，法院有能力拉回——不是因为同情中国，而是因为司法系统本身有维持程序正当的内在逻辑。

规则内的博弈空间

更深一层，张捷的分析触及了美国的国家叙事软肋。美国作为移民国家，其全球吸引力的核心在于它所标榜的制度优势——所谓「人类灯塔」。这一叙事的维持，迫使美国在公开操作中「需要披着法制外衣，站在道德制高点」。

「被破坏，将会动摇美国的国家根本。」

换句话说，美国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清单是政治操弄。这就创造了一个博弈空间：当中国企业把争议从行政领域搬到法庭，美国政府就只能用法制语言来回应，而不能用国家安全的名义模糊带过。

更广泛的产业信号

药明康德只是开始。188家被列入清单的企业中，每一个都面临着相似的选择：接受还是反击？

从目前公开表态来看，几乎所有被列入的中国头部企业都选择了「法律途径维权」这一选项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中国产业界集体学习规则博弈的结果——正在从「被动应对」转向「主动治理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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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里接力——从药明康德到阿里巴巴的1260H规则内博弈扩散

就在药明康德起诉美国国防部占领舆论焦点后不到十天，2026年6月25日，阿里巴巴也加入了同一行列。多家外媒报道，阿里巴巴已于6月23日向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联邦法院正式起诉美国国防部，要求将其从「中国军事企业清单」（1260H清单）中移除。

相似的路径，不同的权重。 阿里巴巴在上一年度财报中披露了380亿美元的营收规模，是药明康德的数倍。它的入局将中企集体法律反击的声量推至新的量级。更重要的是，阿里巴巴的主营业务——零售、物流和企业IT——与军事领域的关联性比药明康德的生物医药更加薄弱，这使得其在法庭上的论证空间反而更大。

程序性的问题——清单流程的反复无常。 阿里巴巴案的背景中有一个关键细节：今年2月，美国国防部更新名单时曾将阿里巴巴列入，但随即又撤回，且未作任何解释。6月初的这次正式列入，是在未公开说明上一轮撤回原因的前提下做的二次操作。这种「列入→撤回→再列入」的程序反复，直接影响美国国防部在清单制定上的程序正当性论证——阿里巴巴的律师团队大概率会将其作为重要证据，质疑名单制定流程的随意性和非程序化特征。

中方反制的宏观背景。 6月22日，中国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，并限制46家美企参与政府采购；6月25日，阿里巴巴正式起诉。二者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展开——中方的对等反制框架正在从政府行为向企业行为延伸，形成「行政反制+法律反击」的双轨结构。若考虑到此前药明康德的起诉，这一模式已经显现出可复制的特点：法律诉讼作为企业的合规性反击工具，正在被纳入中方的整体博弈工具箱。